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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启勋:《史记》在日本  

2014-07-10 11:42:17|  分类: 文摘共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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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启勋:《史记》在日本

         关于《史记》传入日本的时间问题,日本史学界存在两种观点:其一,池田四郎次郎先生在《史记研究书目解题·关于史记在我邦的价值》中谈到:“司马迁之《史记》传至我邦是何朝之事,尚不明白。”其二,野口定男先生在《读史记》中指出:“《史记》传至我国,据说为派遣隋使和遣唐使所致。”笔者通过对大量日文资料进行甄别,结果证明:公元592年推古天皇即位以前,日本但有“五经”,未有《史记》。在推古即位以后的八年里,《史记》亦无传入日本的客观条件。迄至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公元604年,圣德太子颁布《宪法十七条》时,已对《史记》等儒学著作深入研究并广泛采用。所以,《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尔后历朝《史记》续传日本的情况虽然于史无载,但据日本著名学者大庭脩先生所著《关于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资料篇》散列的数目统计,该时期传入日本的《史记》及其相关汉籍多达260部,凡3012套。因此,江户时代即我国明、清之际当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 
  《史记》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朝野影响极大。其政治影响为:推古即位以后,圣德太子鉴于以往的国君均称“大王”,已经不合时宜。因此,便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天皇”美称巧妙地移植给了推古,此即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所说的“圣德太子为日本的皇帝创造了‘天皇’这个名字”。自此以后,历代天皇成了日本民族的象征和日本民族内聚的核心。公元604年,圣德太子直接将《史记》蕴含的儒学义理及封建大一统思想引进了《宪法十七条》,为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奠定了重要基础。据《正斋书籍考》、《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等日本史书记载,推古以降,历代天皇都有攻读《史记》的风气。以明治天皇为例,就特别爱读《史记》。比如:明治十年,他在东京的住所中,凡逢二、七的日子,专学《史记》,所用课本为鹤牧版之《史记评林》。此外,为了培养大批了解外国的政治人才,日本朝廷曾将数百“传生”组织起来专攻《史记》等“三史”。与此同时,日本皇室还经常将《史记》作为赐品恩赐给府库,以供政府文武官员学习研究,使他们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刻义理,以辅助朝廷治理日本社会。 
  教育方面影响,最先肇始于日本宫廷教育,圣德太子参酌《史记》等书制订《宪法十七条》乃是这种教育影响的直接反应。到了奈良、平安时代,《史记》正式列为宫廷教科书。据《拾芥抄》记载,吉备真备自唐归国以后,不仅设有“三史”专柜,还专门招收学生讲授“三史”。由于日本宫廷教育特别重视《史记》的讲授,使得很多官员都受到了这方面的良好教育,他们谙于《史记》内容,并能以其为题材咏诗作赋。据文献记载,江户时代的德川家康将军阅读《史记》以后,在僚属面前经常称誉汉高祖之宽厚大度,赞颂张良、韩信、太公、周公之才干超人。《史记》除在日本宫廷教育中受到重视之外,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即使到了现代,《史记》同样是日本汉学教育的重要教材。比如:明治书院于昭和五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发行了大矢武师和濑户仁先生主编的《关于高校古典指导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就采用了井上正先生撰写的《史记之指导》一文,其中就《史记》所载并用作学校教材的“麦莠之歌”和“鸡鸣狗盗”的教学指导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 
  《史记》传入日本是中国史学传入日本的标志,在此之前,日本尚无自己的国史和史学。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第二部国史《日本书纪》先后于公元712年、720年完成,这两部史书虽然都是编年体例,但都直接受到了《史记》的影响。比如:两书均以神话传说开篇;记史以国君为中心;各卷以时间先后为序。其二,由于《史记》体大思精,对其研究的日本学者日渐增加,逐步形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专门研究队伍。据初步统计,仅近现代而言,日本颇有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就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等126人。仅研究专著和译著就有680多种,至于单篇的论文就不胜枚举了。纵观日本学者研究《史记》的历史,具有很多可资借鉴的特点:第一,重视《史记》的和译。据日文资料记载:著名僧人、学者桃源瑞仙于文明年间(1469—1487)亲手写成的《史记桃源抄》,共十九卷,是日本最早的“国字解”《史记》;又如本哲三所著的《对译史记》,于大正十四年(1925)五月由五朋堂书店刊印。该书系原文与译文对举的形式,阅读极为方便。其注释以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为底本,同时参酌了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中井履轩的《史记雕题》。据统计,日本的《史记》全译本和选译本有近百种之多。诸多和译的本子,为广大不通汉语的日本民众学习《史记》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重视原文的训诂。在这方面,首功当推泷川君山博士了。他所著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史记》“三家注”为基础,广采博辑古今东西各家学说,进行对比论断。该书校勘精细、考证翔实。所载《史记总论》不仅内容宏富,而且善引原文,既为日本广大学者了解该书来龙去脉提供了方便,也为中国学者了解日本研究《史记》的历史提供了线索。

      
        覃启勋        http://baike.baidu.com/view/585493.htm?fr=aladdin
        覃启勋  ,男,1950年生于湖北省长阳县,土家族。曾先后从徐中舒、阙勋吾和冯天瑜三恩师学习古文字、先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及明清文化史、并先后获得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专攻中国历史文献学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旅游学系主任,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国学教研室主任、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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