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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利川的流传(作者:田赤)  

2014-03-19 23:05:54|  分类: 文摘共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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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利川的流传

[ 来源:利川民族网 | 发布日期:2011-01-19 | 

田赤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己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我国的信徒众多。利川接受佛教的影响约在晋代。据说,东晋咸康年间来凤建成仙佛寺,利川即有居民前去顶礼膜拜,从此佛教便在利川传播开来。至清末,利川境内佛寺辈出、佛寺林立。每逢庙会,香客云集,摩肩接踵,蔚为大观。可见明清之际,佛教在利川的影响甚大,传播甚广,并广泛渗入到利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

        光绪版《利川县志》载清光绪年间利川“专祀观音者十有五”、“杂祀诸佛者六十有四”、“杂祀佛道者三”。在改士归流(清雍正十三年)之前建成的寺庙主要有:

        1、  岩洞寺,位于今利川市东城办事处岩洞寺村始建于宋代。一名法光寺,因寺下有石洞,故名岩洞寺。

        2、  双溪寺,明崇祯六年建。

        3、 金字山寺,位于今利川市团堡镇,建于清顺治年间,僧慧远建。

        4、石龙寺,位于今利川市团堡集镇,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5、回龙寺,位于今利川市毛坝乡夹壁,建于明天启年间。

        6、祥风寺,位于今利川市毛坝乡青岩,建于明季。

        7、青龙寺,位于今利川市毛坝乡,明代古刹。

        8、兴隆寺,位于今利川市毛坝乡,约建于明代。

        9、石峰寺,位于今利川市西边的甘溪山上,建于明。

        10、回龙寺,位于今利川市城西姜家沟,乾隆三十三年前。

        11、莲池寺,位于利川城西轿顶山,明末僧铁眉此。

        12、龙泉寺,位于利川城西龙泉山,明正德九年建。同治年间被毁后重修。

        13、龙泉寺,位于今利川城北门铁炉寨,乾隆年间建

         14、樱桃寺,位于今利川城北,具体年代不详。

         15、五龙寺,位于今利川市南坪乡,约建明代,寺内过去有明万历十六年钟、十九年碑。

         16、古钟寺,位于今利川市南坪乡,建于明。

         17、万利寺,位于利川市谋道镇磁洞沟,建于明。

         18、碧云庵,位于今利川市南坪、谋道一带,约建于明。

         19、松木寺,位于今利川市南坪、谋道一带,明万历四年建。

         20、石牛寺,位于今利川市南坪、谋道一带,有明正德元年钟,故最迟建于明代。乾隆元年,徙建于许家营。

         21、白云寺,位于福宝山,明万历年时建,清乾隆四十八年重修。

         22、双龙寺,在福宝山右,明正德时建,万历十三年重修。

         23、 归源寺,在今建南镇,建于明。

         24、 潼渊寺,在今建南镇,约建于明,因寺内有明正德元年钟。

         25、兴隆寺,在今建南镇,清乾隆年间建。

         26、回龙寺,在今建南镇,古刹,寺内有清乾隆年间所立的捐田碑。

         27、同辅寺,在今建南镇,清乾隆三十七年重修。

         28、灵感寺,在今建南镇,清乾隆五十四年建。

         29、广德寺,在今建南镇,清乾隆初年建。

         30、楚藩寺,在今忠路镇,建于明。

         31、灯明寺,在今沙溪乡。

         32、大松寺,修建年代不详,为沙溪土司旧治。

         33、观音寺,在清忠路十八保观音山,清乾隆初年建。

         34、 潮音寺,在清忠路二十八保继长坝,清乾隆二十一年重修。

        以上三十四个寺庙是目前可以确定在改土归流前修建的,还有众多的寺庙如位于忠路、沙溪的青峰寺、回龙寺、铁牛寺、镇国寺等,笔者推测它们可能有建于明清之际,但无明显的文字根据证据,故未列入。但我们看到,它们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清代及民国年间最兴盛的庙宇在改土归流前已经建成。

        从这三十四个寺庙修建的背景看,它呈现出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早期寺庙的修建一是与土司有关,二是与军屯有关。

        改土归流前,利川有五大土司。在土司治内,普通民众受教的程度底,与外界接触较长,但土司家族内往往治力于养人士、兴教育,并接纳各地游方僧人,故能较早接触佛教,并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同时,明清之际政治风云变幻,令土司有朝不保夕的感受,更促成他们贩依佛教。

        忠路土司覃氏有信佛的传统,治内寺庙甚多。明万历年间,忠路楚潘寺和尚想造一口大钟,于是忠路安抚司使司安抚副使覃化洪合衙内及土民捐资,共造钟两口,分悬于寺于两廊。覃化洪并亲自在钟上撰文,希望“钟声齐鸣,佛法丕振”。文中还说道:“三、五年来,余以变生肘腋,振刷君父之伦,固知福善祸淫,天道不爽,而余乐善之心更油然生矣。”更可见政治变幻促使他对佛法的信仰。
        改土归流前,外地名僧至利川,多与土司交往。佛坛宗师、诗人、书法家破山,俗名蹇栋宇,四川大竹县双拱乡蹇家坂人。他曾曳杖东游,到江西、浙江等地一些著名寺庙拜师参学,遍礼名山古刹,受法于浙江鄞县天童寺高僧密云禅师门下,由于他的学识渊博,办事精明干练,颇得密云禅师的厚爱,特以手书“曹溪正脉来源”相赠。清顺治十年(1653),破山在梁平县万竹山始建双桂堂,灯系繁衍,门徒众多,在川东一带影响极大。明末破山避张献忠之乱,来寓居于忠路镇国寺,与忠路宣慰司覃世藩友善,覃世藩常从破山游,听讲无生妙谛。同治版《利川县志》并载有破山在忠路的三个故事:

        其一:康熙初,群寇荡平,破山思蜀,一日往别潘。值藩卧病未起,遂于纸窗上以指穿四窟而去,盖示以仍返四川也。

        其二:(破山)善画破荷,……适豪右某获其一,张之中庭,初弗贵也。忽邻里不戒于水,延烧殆尽,惟张画之屋巍然独存,始悟破山之画能御火灾。

        其三:破山于后江河之石壁以口运津,指书“水晶宫”三字于上,至今日斜,水面侧映悬岩,三字犹及见之。[iii]

利川其他几位土司也同样崇尚佛教。明监察御史何金枝撰写的《灯明寺记》载:“沙溪黄檄,官凤翔总兵。夫人覃氏,生子四,俱贵显,忽作出尘之想,为寺于林中,额曰‘灯明’,长斋奉佛,处之晏如。”[iv]考《灯明寺记》建于明永历年间,黄檄为沙溪宣抚司黄中和子。在建南的归源寺,则为旧署,当为建南土司所建。而金字山寺旧有雍正元年钟,铭文其中提到“湖广忠孝安抚司使司田昌祚,……湖广忠路军民安抚使司覃建候,湖广施南等外军民宣抚使司夫人田氏、长男覃禹鼑。”[v] 更可见佛教在利川的流传和很多寺庙的修建,离不开土司的支持。

        明代在施州实施军屯制,利川境内利川盆土地肥沃,四周高山耸立,扼控巴蜀,乃兵家必争之地,是军屯的理想之所,故屯军数量极大。现在的“马桥屯”、“朱砂屯”等皆为明时军屯遗留下来的地名。清道光本《施南府志》载:“施郡之民分里屯二籍,……屯籍皆明末国初调拨各省官军之家,而河南、江南为多,言语服食各从本贯。……亲丧多遵家礼,间亦延僧育经。”[vi]雷翔先生曾指出,此文中“明末国初”之说有误,应为明初卫所军户之军[vii]。其说甚是。明代外地官军来到利川,他们保留了他们本地的文化,带来佛教信仰,形成了更广泛的文化交流。

        从寺庙的修建上亦可看出,明代正德、万历年间修建的寺庙多,地址亦多位于屯内。

        位于南坪十四何的碧云庵有钟二,其一为嘉靖年造,铭文曰:“湖广施州卫中千户所胡百户下大中坝屯堡”。又如南坪营上的五龙寺钟铭称:“大檀把总功德主黄宗润,妻牟氏,男黄正德、黄正芳、黄正轩,万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捐修殿堂。”寺内还有万历十九年十月初日,黄宗润、黄宗湖、黄宗江、黄宗正捐田碑。看来,黄宗润一家都极为崇尚佛法,甚至不吝钱财修庙捐田。


       (二)

        明末军屯制逐步松驰,屯籍和土民之间交往日益加深,甚至因联姻有所混融,加之土司上有其好,土民尤其是里籍大户豪强,也因此更容易受到佛法的影响。如同治版《利川县志》就记载有挂锡石峰寺的名僧耳毒禅师、铁笔和尚预言陈世凯他日必贵的故事,后陈世凯果然官至浙江提督。


       但在改土归流,佛教在利川的传播仍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信教者以土司、外来屯户和当地豪强为主;二是利川尚未出现精通佛法、影响一方的高僧名僧。一直到改土归流后,民族融合更加广泛,佛教传播更加普遍,这些现象才得到根本改变。
清远和尚,一品山披弟僧,嘉庆时人,他可能是利川本土出现的第一个名僧。清远为人重气节,打包京都时,吴赐三殁于京,清远命人运送灵柩回到利川,倍受时人称颂。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有访清远上人诗:
       经声才起市声遥,人海中分路一条。
       佛地不明惟有月,宦途消长不如潮。
       僧闲未肯轻铙舌,官冷何须畏折腰。
       坐看秋风摇落久,莫将坚固问芭蕉。


        清远和尚的弟子惟一亦为名僧。惟一,谢姓,县东长荃人,寓居都门龙泉寺。时人称其洞人情,明事理,多愿与之交往。
鉴空(名伴云),是利川出现的第一位有名的诗僧。他生于县西赵家岩,屡试不第后遁入空门。后寓居施州郡城,著有诗集《亦乐斋集》。据时人蓝易青推崇说:“郡俗尚西方象教,凡居丧有力者,建水陆道场,必延请缁流诸山。以鉴空能诗工书,一切楹联疏文楹联,悉央求假手,缘是渐为郡中人所识。笔墨应酬,往往坌集于门。”


       自严羽《沧浪诗话》出,诗界之人往往认为:诗与禅不分家。但宗教界的人却以为“工诗未必非高僧”,其暗含之意即为“高僧必不工诗”。这个官司在近代多有争论,如著名诗僧寄禅(1851—1912),诗名、僧名满天下,而其友人叶德辉不大以为然,谓其诗自高而僧则未必。没想到,在利川清代已经展开类似讨论。光绪年间,利川知县黄世崇曾与鉴空相见,相谈甚欢。后黄世崇在《亦乐斋诗集》序言中回忆,他曾对鉴空说:“若知佛氏宗旨乎?绝伦物,捐名实,清净寂灭,其大较也。后世经梵代兴,大抵皆儒而释者依托所为,非释氏本旨,况诗歌乎?若习佛几四十年,即世所传经梵弃之不讲,而专意于诗,其诸僧而不僧者欤?”


        黄世崇认为:诗歌有害于佛法,鉴空是打着佛教旗帜的儒生。看来,黄世崇是个较真的知县,颇通佛法,所云极有道理。不过在中国,文士对佛教的传播、改造皆功不可灭,可以说:没有文士的推波助澜,一个地方的佛教不能得到真正的光大。
团堡冉氏人材辈出,冉大进、冉大玺、冉复初、冉寿益等俱有功名,故光绪版《利川县志》称:“邑人语家者,以冉氏称首。团堡集镇北侧团凸山上的石龙寺,北为冉氏家庙,清乾隆三十二年,周大坤等人与冉氏协商,认为“此山钟灵,上有石龙,前临金字,有关文风,与其秀毓一家,不如荣分众姓”,于是冉氏改家庙为佛寺,塑诸佛神像。同治年间,寺内又设义学。光绪五年,施南知府王庭桢入寺,登阁见神象森列,而座前奉孔夫子和诸贤木主,不禁勃然大怒,责令市绅迁义学于山下。

       王庭桢之所以怒,是因为庙中佛儒混杂,和黄世崇讥鉴空“僧而不僧”相似。但在冉氏及当时读书人看来,佛儒完全可以不分家。在石龙寺不远处有两座高塔,一曰培风,二曰宜影,皆为冉氏组织修建。培风塔上道光二十六年冉寿益撰写的碑文,文曰:“此地虽属天造,久赖人力以培之,以髫文笔擎世界,籍白石以成台,干青云而直上,则人文将蔚起矣!”塔上还有清邑庠生牟秀明七律一首:

        云山四面总玲珑,一柱独擎万笏中。

        绝顶斜侵江水绿,重棂晚带夕阳红。

        曲梯回折人初斗,层级高超鸟乍通。

        伫有诗书门第客,从今联步广寒宫。

        塔本来是佛教专门的建筑,是埋葬佛骨舍利的纪念物,作为佛的象征。供信徒顶礼膜拜。但团堡的两座塔完全失去其宗教意义,相反寄托着读书人希望一方“人文蔚起”乃至于考中科举的梦想。

        光绪版《利川县志》还载有冉复初有游岩洞寺诗:

        软红飞不到林泉,小住祗园别有天。

        满座庄严空色相,半生文字结因缘。

         寻真幸入琅环地,携酒同参玉版禅。

         便欲移家依古洞,年来愧乏买山钱。

        此诗虽是牛刀小试,偶一为之的应景之作。但“祗园”、“玉版禅”等佛典,信手拈来,颇有禅味,而“林泉”、“琅环”、“买山”等典故的运用,又给全诗带来一股浓浓的书生气。


      (三)


       晚清至民国,佛教在利川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名山秀色几乎全被庙宇占领,佛教的“因果报因”等思想深入普通民众心中。每逢庙会,朝山者络绎不绝,数以千计。部分寺庙由于路途遥远,艰险难行,往返需要二至三天,这仍阻碍不了香客的虔诚之心。一些小商小贩遂趁机上山,兜揽生意。而寺庙的一些住持也颇能与时俱进,与普通民众走得更近,在寺庙财产的经营上有声有色。

        民国30年,“利川佛教支会”成立,以核桃寺住持陈五和尚、金字山寺住持李大和尚为负责人。同时,清末及民国间佛法研究更上层次,利川三老之一的陈耀智先生(1885--1955),精通佛理,他学佛而不奉鬼神,认为造福人类才是佛学真谛,他把佛学中的“诸缘合和”引伸为走正道,爱众生,团结一切人共同向善[i]。他常召集会众讲解大乘佛法,听者云集。

       佛教能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流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对其内涵的改造,使之合符中国人的传统。在利川,佛教也得到受到当地的巫术佛教的影响,得到新的发展。

       宋仕平在《土家族传统制度与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佛教在土家族地区传播、渗透,形成了与土家族原始宗教相结合的而成的‘文教’。”据笔者调查,利川并无“文教”之说,但流行于利川各地的打绕棺,与所谓的“文教”类似。

        打绕棺是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土家族丧祭舞蹈,至今仍较完整地保留在道师的“白事”道场中。绕棺在灵堂前进行,一般由五人、七人表演,前面一人执引道灯,后面的人或执灯,或执鼓、锣、镲、铙等乐器,绕棺而歌,飞旋起舞,常见舞姿有弯弓射箭、美女晾衣、狗连档等,动作粗旷奔放,刚健有力。

        从原型上看,打绕棺很明显缘于土家族古老的祭奠活动,历史悠久,保留了很多原始的巫术信仰,和巴东的“撒尔嗬”同源。绕棺的动作古朴原始,受到端公的影响很深。至于打绕棺结束后的起灵、占卜等仪式,更是体现出土家族传统的巫道信仰。他们的乐器及相关音乐,也体现十分动听,乡土气息很浓。据团堡等地的打绕棺艺人介绍,他们打绕棺还需要由当地著名的端公“度职”,才能资格从事丧事活动。

       但打绕棺受佛教影响的痕迹同样十分明显。打绕棺时,掌坛师在做法事时需身穿法衣、披袈裟,头上帽子上绣“佛”字。灵堂悬挂的图画众多,皆为佛教人物画像,如佛祖、十八罗汉、三千揭谛等。有的舞蹈动作名称直接和佛教有关,如“观音坐莲”、“挖心见佛”等[i]。更重要的是,在团堡等的流行的打绕棺,需要念颂众多的佛经,以超渡亡灵。打绕棺的艺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要背下整本整本的佛经,确实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团堡打绕棺的艺人介绍,他们具有严格的传承关系,他们的师祖出自团堡石龙寺,具有很高的佛法修养。

        正如马克思论述的那样:“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解放前,佛教在利川大面积的传播,起到的就是鸦片一样的效果。解放后,人民政府允许信仰自由,但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受到人民群众的冷落,许多僧尼都自愿还俗。众多的寺庙或拆毁,或改作他用,盛行一时的佛教终于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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